张艺谋导演的影视新实践——《长城》的功与过

随着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长城》于2016年12月15的上映，围绕着张艺谋导演及其影片《长城》的争议在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迅速升温成为了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事件”。《长城》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走出去”策略“借水行舟”的一个具体实践，即把中国故事元素通过与好莱坞影视工业模式结合的重工业属性结合提高中国电影的水平。

张艺谋导演执导的电影《长城》自2016年12月15日上映以来，迅速成为了2016年度备受到关注和争议的电影。据中国知名网站豆瓣电影中对《长城》评分的统计从一星到五星分别为一星占比30%，二星占比18.7%，三星占比30.7%，四星占比13.9%，五星占比6.7%。一星和二星评价占比将近50%，而四星和五星评价占比20.6%，以“还行”为标准的三星占比30%也透露出了观众未置可否的表现。更是随着网络影评人的一句“张艺谋已死”导致了出品方乐视影业的“警告”而引起了轩然大波。挺《长城》者有，贬《长城》者亦有，在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迅速升温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一个事件。

《长城》主要讲述了在中国宋朝时期，林梅将军率领的无影禁军在长城抵抗六十年一次循环入侵的饕餮大军，遇到了来到东方寻找火药的西方雇佣军威廉·加林、佩罗·托瓦尔和巴拉德，威廉·加林在被被捉囚禁在长城期间，与无影禁军一起共同抵抗六十年一次的怪兽饕餮的故事。《长城》故事和价值观高度压缩，凸显了一些重工业电影的特征。“所谓重工业电影，即电影的高概念和高科技均是世界一流水准，其中高概念电影是指核心情节高度浓缩，并利于营销市场定位的电影。”[1]电影是标准的工业化产品，要把所有的信息浓缩到故事中，把故事和价值观都简化压缩，在本部影片中所体现的“信任”、简单高度压缩的故事以及高科技的特效、冷兵器时代冲过传统的兵法战阵等都显示出了《长城》影片的重工业属性。《长城》作为张艺谋执导的中国故事元素加好莱坞工业生产模式的电影，遵循着好莱坞大片的“高概念”商业运作模式，即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的商业电影模式，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些商业片比较注重形式，用宏大的场面及大牌明星吸引观众的眼球，以取得电影高票房的回报。

《长城》作为一部商业片，具备了商业片所具有的特效、场面、明星等吸人眼球的元素，再加上好莱坞制作，更是无可厚非。我们可以从这部影片中看出张艺谋影片的一些基本要素和影视风格，如鼓声响起时守卫长城的士兵的整齐划一，饕餮大军攻城时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的奔跑，极具视觉冲击力，显示出了一定的宏大叙事成分和家国情怀。与张艺谋导演早期电影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和艺术性的电影美学风格（如影片《红高粱》象征生命力的花轿、盖头、棉袄、高粱的红色；《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象征权利与欲望的的大红灯笼；《菊豆》中表现欲望与激情的红染布、红染池；《我的父亲母亲》中寄托着相思和爱情的红剪纸、红发卡、红棉袄；《秋菊打官司》中的红辣椒不就是秋菊倔强性格写照吗？）相比则显得有些逊色。这样一部电影本应受到观众的热捧，而今在国内却是备受争议，其因何在？

，老套的叙事模式影响了观众观影的审美体验。张艺谋导演在转型执导商业电影之前拍摄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电影在色彩运用和画面构图上展现出的民族性、艺术性和个性化确立了其在国内电影界中的地位，并受到世界的关注。及至张艺谋转型执导商业片以来，拍摄的商业片的特色就是争取高票房，以故事、明星、特效制作成的影片使得电影虽然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内容却乏善可陈。《长城》也不例外，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次尝试，把中国故事元素和西方好莱坞模式结合，尽量将主题简化为西方更易理解的观念，如影片中突出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牺牲”及饕餮所代表的“贪婪”，不仅要满足国内市场市场的欣赏体验，又要结合好莱坞工业生产模式满足国际观众对东方的想象。影片中明星、故事、特效组成的中国元素和好莱坞模式二合一叙事方式虽然说很新颖，也没逃脱出商业片用宏大的场面及大牌明星吸引观众眼球的窠臼，，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受众的观影体验。

，中国故事、元素的“洋化”。张艺谋在北京受访时说“这部电影最大的挑战在于融合东西方两种文化”及“我们知道，仅凭新奇的中国元素来吸引西方观众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来打磨整个故事。”《长城》作为一部中国元素和好莱坞工业制作的一部“高概念”商业影片，在影片情节、人物和故事设置上使得观众有一定的逆反心理对本土观众的欣赏传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长城上的无影禁军抵抗六十年一遇的饕餮大军的侵袭的情节设置的“奇观”式电影，牵涉的是文化差异背景下的理解欣赏程度。作为一部古装奇幻风格的动作片，观众在观影时必定要和心中的“史”相对照，产生的异于传统的接受问题。，《长城》的英雄人物设置。与无影禁军一起抵抗饕餮大军的“白人英雄”——马特·达蒙也引发了影评界争议，固然是张艺谋导演在好莱坞制作团队面前的据理力争，也避免不了马特·达蒙的出演，正是因为其作为著名演员的票房影响力得以受邀。这种中国元素和故事与好莱坞工业影视风格结合的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中国故事元素的“洋化”感觉。

，商业影片的艺术性与观众的审美期待之间的冲突。王一川教授曾说“掏钱买票进影院的观众，必然会对既是艺术品也是商品的影片产生习惯性的美学与商业服务需求。”[2]商业电影追求回报必定在艺术性上有所损益，而张艺谋导演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著名导演，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化的电影美学风格。及至执导商业片以来，张艺谋导演也不乏对影视中色彩运用的探索，《英雄》中对黑色的运用，与“刺秦”的主题相得益彰。消费文化时代人们对影片的欣赏，不仅仅是起着“娱乐”、“休闲”的作用，更具有一定程度的艺术期待。观众受之前张艺谋导演形成的电影美学风格的影响，与作为商业片的《长城》的艺术期待相比后者产生的影片形式大于内容的心理落差，导致观众产生“今不如昔”的观影体验，导演的制片初衷与观众的艺术期待有一定的差距，必然导致观众的信用危机。“高概念电影力争在文化折扣最低的代价下尽可能的打通市场，艺术家的自我表达不是高概念电影的必备要素，艺术创新也不能作为其唯一评价指标，这是文化工业的普遍矛盾。”

，人们对《长城》的苛责，毋宁说是商业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博弈，这必然在观众、制作团队和影评人之间产生不同程度的理解和期待。只有在这三方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才能有助于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

《长城》自在中国上映以来就受到很大争论，其作为对中国重工业电影的探索意义是不可磨灭的。重工业电影是好莱坞影视创作的一个标志，张艺谋借助与好莱坞制片人共同执导《长城》是帮助中国电影去个性化采用世界标准走向世界的一次尝试。他在采访中指出中国电影要“借水行舟”，即用好莱坞影视的工业制作标准和流程、外国编剧的创作思维、全球年轻人喜爱的魔幻动作冒险题材，加上中国元素。好莱坞工业标准与中国元素的结合对于张艺谋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关系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实现路径。，《长城》电影的特色有利于中国电影产业化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重建国产商业电影的信心。中国电影走出国门会产生外国人看不懂的困境，只有在坚持民族艺术特色与世界标准相结合才能走出一条新路，既要讲中国人听懂的故事，也要讲外国人听懂的故事，才能促进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对此，张颐武教授认为“张艺谋的‘中国性’令人不可思议地变成了全球性话语的某种装饰，他变成了某种全球文化的表征，也变成了全球性力量的‘中国性’的叙事的一个重要的方面。”[4]，《长城》也承担了向外传播中华文化的意义。